最近盖茨和巴菲特向巨富们发起倡议，将半数以上的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慈善捐款者对弱势人群的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美德。人们很自然地将美中两国的巨富作比较，焦点往往集聚在巨富本人素质的差异上。我们不可否认个人素养上的差别导致的慈善行为差异，这种素养体现了教育、信仰、生活环境和经历等因素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和沉淀。

然而，捐款行为本身不仅体现了一种美德，也体现出一种智慧，一种对财富作用深刻理解的智慧。对于巨富本人来说，巨额财富已经无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物质满足。正如巴菲特所说，他财富的百分之一就足够享用了。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财富上一样起作用，而贪得无厌只代表着一种愚蠢。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人们的精神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变得更为重要。将财富捐出来用于更有价值的地方，有助于实现更高级的个人发展和精神需求。而将财富过多留给后代，反而会使他们失去实现个人价值的动力和进取精神，甚至可能导致他们的堕落和颓废。因此，巨富的慈善捐款体现了既利己又利人的财富使用智慧。

捐款行为本身不仅体现了一种美德，还体现着一种文化。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深刻体会到，各种募捐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如影相随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次为了查一个材料，我上了奥巴马总统竞选的网站。结果便不断地收到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征集捐款来信，包括最近总统夫人米雪征求为奥巴马生日贺卡签名的来信。奥巴马竞选总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广大网民的小额捐款。不仅政治活动离不开捐款，只要在美国上过大学，那你这辈子就逃不脱每年学校寄给校友的募捐来信和电话。只有你去教堂作礼拜，募捐的箱子就会传递到你的手中。而教友们已经习惯将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奉献给上帝，用来救赎自己的罪恶。美国孩子从小就参加各种募捐活动，学校举行的各种活动也要依靠家长捐款，而学会筹款是孩子的一个重要本领。在工作单位里，同事之间各种各样的慈善捐款活动应接不暇。除了捐款之外，捐献各种物品（包括食品、衣物，甚至汽车）和捐献业余时间做志愿者都非常普遍。因此，慈善是一种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

捐款行为本身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各种制度作用的结果。对个人财富的了解首先要建立在严格的收入核算基础上。在美国市场经济活动中，绝大部分是记账交易，而现金交易只占极小部分。因此，绝大多数人不存在灰色收入，政府对个人财富容易掌握和监督。而目前在我国许多行业中，灰色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工资收入，政府无法完全了解个人收入的数量。即使是富人排行榜，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盲人摸象。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需要建立在严密的税收制度基础上，而收入统计的问题首先便会影响所得税的公平合理征收，使得灰色收入部分高的人群逃脱了应有的缴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慈善捐款免税，这些税收制度起到了鼓励人们捐款的作用。募捐活动主要由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进行，因此还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制度建设。政府一方面需要开放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捐款资金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管。

捐款行为本身不仅体现了一种美德，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划分。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各项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体现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由于慈善捐款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流动，因此可以看作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存在着劳动收入比重过低，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过高的问题。加上灰色收入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过大，税收无法发挥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当人们拷问我国巨富在慈善捐款方面的问题时，更需要重视收入初次分配和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党和政府最近多次强调注意国民收入的分配，充分体现了这些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社会水平不断提高，我们不仅需要期待富人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和财富使用智慧的相应提高，同时还要呼唤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改革、推进和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和国民收入分配。值得欣慰的是，从汶川地震的举国募捐，到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志愿者的贡献精神，国人身上正在生长和体现出一种新的风貌，一种主动奉献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精神，这正是中国健康发展和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